归去来──《东方之东》序范铭如
距离上一本出版，平路已经让她的小说读者翘首企盼了八年。再出手，平路很有诚意地推出显然经过长久筹备蕴酿的长篇小说，一样是她拿手的以女性叙述观点折射历史政治的重层皱缝，一样运用擅长的後设互文虚实环扣，却有更意味深长的寓寄。平路的题材选择和诠释观点总有别出心裁的慧眼。早在历史书写蔚为风潮之前，她就写出一系列嘲讽台湾奇蹟和民国史的小说，当大河小说此起彼落之际，你以为久驻香港的平路会以香港或台湾历史为题。猜错了。这一次，平路瞄准的是两岸关系波涛汹涌的今世与前生。
八、九○年代以降，包括平路在内的不少台湾当代作家，采取以女性或另类的发声位置去质疑主流的论述与价值，类似的写法常会被评论家解释为是以小博大、据边缘反中心、以私我感性颠覆父权理体的书写策略。以这样的诠释观点来解读平路虽然适切犹有未尽。诚然表面上平路不惧惮呈现出对立的两极，并且加重了弱势端的砝码，她最深刻着墨的倒不在於对抗，而是两端辩证的关系。她的小说情节也都是扣合着辩证中翻转的竞合矛盾去推演铺陈男女、主客、强弱的相对关系。平路对辩证法的兴趣使得她的小说常常处於一种侦查悬疑的中间状态（inbetween），推理小说的通俗叙述模式承载的其实是绵密紧凑的逻辑思辨。辩证法本来就是与文法和修辞学并重的学问，藉由争论与辩驳进行推理模拟，从命题到反命题再到新的更高的统合。平路的辩证思维显然比较趋近阿多诺提倡的「否定的辩证法」，否定历史进程会循正反合的进步模式发展。这套辩证法的主轴旨在批判看似「自然而然」因此获致正当性的「真实」，对於真正的主体性是否得以恢复亦感到悲观。因此，不管是《行道天涯》、〈百龄笺〉或是《何日君再来》，平路做了种种还原历史人物凡人面貌的尝试，目的并非是想脱离历史现实另立一个新的形象。毕竟正是特定的历史语境造就了人的非凡与平凡。小我的故事与时代社会如何共生互利、如何拉扯角力、相互影响震荡的过程遮蔽压抑扭曲牺牲了什麽？最後织就出什麽论述？其间种种的明暗折腾、可说与不可说的行为心事、历史的偶然巧合与吊诡反讽，方是平路小说用力和精彩之所在。与其说平路想批判历史／人物或为之翻案、追溯历史／人物更多面向的真相，不如说是借前者的连环曝光摊开了真实与主体的不确定性。
《东方之东》的叙述话语和情节编排同样暗藏平路式的玄机。在层叠穿插的障眼法下，不妨以文本内较为鲜明的三组二元辩证法来理解这部新作。故事的现实层始於一个台湾女人到北京去追查台干丈夫的失踪案，期间收留了一个被公安追捕的民运男子进而发展出恋情最终人财两失。她的先生其实为了保护一个误犯刑责的大陆女子双双隐姓埋名逃到澳门，同时间透过一封封未寄的家书细述他选择抛妻自毁的心路历程。故事的历史层则出自台湾女人的笔下，小说中的小说，描写郑芝龙降清陪侍顺治皇帝时，不断讲述关於大海和台湾的异闻奇景，企图引发帝王对海权的想像委以拓殖海洋帝国的重责；顺治与郑成功则透过郑芝龙各有招安与独立的谋算。小说的现实层对应两岸男女社经情感交流的状况，读者不难有各自的诠解。小说的历史层中郑氏父子相异的政治立场以及满清政府的策略，一方面类比小说现实层里不写、但显然是此书念兹在兹的台海关系。另一方面历史幽灵的轮回宿命似乎寓示着，两造（两性、两代、两岸）对彼此的了解想像与期待，尽管有难得的时光交叠隙缝，往往在单向度的对（不上）话中错判与错身。
除了上述较为一般的二元法，小说结构里还有作家专擅的另一组辩证，话语和物质。在平路过往的作品里话语的力量和物质的乐趣是反覆出现的母题和内容。《东方之东》不例外地出现不同形式的话语：台湾女人和大陆民运人士讲的自己故事、逃夫写的信、公安的简报和公文、女主角构想的小说、小说里郑芝龙说的轶事、顺治君臣的奏章……郑芝龙希望用故事影响政治的企图乍看犹如天方夜谭。但《天方夜谭》的女说书者雪贺拉莎德即是凭藉着故事换取生命甚至换来地位与名声。古代的纵横家与说客不也做过将话语权力极大化的成功示范？话语是弱势者的利器。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一听入迷，主导权可能就落入嘴里的江山。郑氏与顺治的对话也让我们想起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安排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讲述的域外城市百态。经由马可波罗博古通今的描述，忽必烈和读者，了悟到，真实只有在虚构的话语中得以再现与记忆。
相应於对话语以及抽象论述的兴趣，平路的作品一向对於感官和物质生活的描写同样津津乐道。女主角日常起居的细节、家里的摆设用品、以至城市中街坊边的饮食气氛口味在小说中都有详致的描绘。有趣的是，小说里具备良好教养和品味的中产阶级夫妻，一个投入菸酒不忌、邋遢伧俗的欢场女子怀里，一个受满口粗话、不修边幅的骗子吸引。好莱坞电影里，男人爱上女人对她致上最高敬意的情话是，Youmakemewanttobeabetterman，在这本小说却变成莫大的诅咒。想要成为比真实自己更好的人太辛苦，粗粝的感官反而令人放松，虽然伴随着一定的代价。
在《东方之东》以及前作中，作家总是再三强调文字话语的魔力。诚然，若非这股执迷信念，写作者何能长久坚持笔耕。吊诡的是在这本书里相信话语的都是上当的人，话语产生的作用也未必一如预期。敏惠写一官说服顺治的小说，着迷於捕猎主客间的张力，全然不知自己早就吞下民权份子故事的饵。一官使出三寸不烂之舌游说顺治打造大航海时代，不料勾引出帝王个人驿动的心，朝中无靠山的郑芝龙终於难逃逆贼家属的结局。谦一听信了小美的悲惨遭遇不惜亡命走天涯，说到底，这女人犯上的事是真是假？风尘女子不常有几套沦落或急难的说词诱骗有救美欲望的恩客吗？根据这样的逻辑，敏惠和谦一虽则在最後的书信中总算是对上话、坦诚道出对彼此对婚姻的感受。这些自白是有效的双向沟通？还是另一种自白体的叙述文类、做自我的内视净化？喁喁独白何尝不是自我展演最纯粹的形式，在话语的绝对沉溺中布置或遮蔽意义的读取？真实与谎言在辩证的衍绎中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
第三组则是消失与重现（fort/da）、逃离与回归的辩证。消失／重现是佛洛伊德有名的心理分析例证。佛洛伊德把小婴儿丢玩具让它不见再顺着绳子把玩具拉回来的游戏，解释为是婴儿对某种无意识的失落（出生、母亲）的象徵性克服。拉冈接续衍生，正是原初丧失客体／母体的匮乏感，逼出叙事的原型，迫使我们在无止境的言说运动中寻找替代品，而且尽管客体重新出现，也无法解除再次消失的担忧焦虑。简单来说，叙事的古典模式即是失而复得的原型：某人某物不见或某种秩序瓦解了，读者忍受着剧情的延宕与悬疑寻求着结局大团圆，或至少某种程度的回复。消失与重现的心理状态亦类似我们与家乡的关系，离家的时候想返家，回家的时候想逃家，往与返、来与去的情结反覆翻搅。欲望的匮乏与焦虑引发叙述的填补，小说里的郑芝龙如此、敏惠如此、谦一和尚军亦如此。这个离与返的心理原型甚至应当溯源自平路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玉米田之死〉、稍後的〈百龄笺〉以及《何日君再来》。
既然原初的欲望缘於分裂或匮乏，人只得欲求他匮缺的另一半，而且总在他者中投射寻找自己的欲望。这说明了小说里的诸多人物为何总要追逐着他／她不是、不在的缺角。敏惠欲求更好的家庭生活、谦一欲求越轨、小美欲求从良、尚军欲望着他失落的理想、海贼王一官渴望稳定强大的帝国、紫禁城内的顺治却向往天涯海角。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最後自己的欲望就隶属於他者的欲望，原始的潜意识欲望则在需求中被异化。换言之，欲望永难满足，唯有在无尽的能指置换和叙事轮回中追索痕迹。欲望的归返，或在台湾，或在大陆澳门，或在东方之东、之东、之东……
为什麽平路的作品这麽爱用辩证法的模式，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心理学训练的学养，知道人心辗转幽深难测；也许是新闻专业累积的平衡报导习性，或是小说家对世事的通明练达、又或者就是艺术家的直观直觉。不断正反合的推演让热中益智的读者处於脑力激荡，不容讳言也让人感觉暧昧和游移。当触及批判性题材的时候，作家客观的距离造成发声位置的模糊，回避掉不同立场的读者群可能的检视。所以平路的小说明明饱含了当代许多严肃甚至争议性元素，在各种议题的选材中不见得被视为最典型的范本。
喜欢平路作品的读者才不在乎这些，她的犀利将否定辩证法的质疑和批评发挥得淋漓尽致，戳破许多伪善和假说，刺得人又痛又清醒。相形之下，《东方之东》倒温和、保留了些。不知道这是几年公职生涯培养的谨慎，抑或几次笔舌风波的後遗症？虽则郑氏父子应无後人或是狂粉会向平路提告诽谤，顺治和郑氏父子三种立场的追随者四海都有，一不小心就落入三方夹杀的窘境。旁人即使能大声应援打气鼓噪：姊姊你大步的往前走，但当事人的心头点滴岂足为外人体会。「公道自在人心」或者什麽「文章千古事」的安慰，不也是言说？是真理还是虚妄？平路还会吞下这麽古典又明显的饵吗？我所确定的是，一旦作家磨圆了指爪、无法尽情施展才情与智虑，绝对是个体和全体的损失。既然成为自己不是的那种人不过是徒劳，又何必屈从在他者的欲望。求全或求快？应该是难不倒平路的辩证。